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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兜牢民生保障底线，居民收入实现稳定增长******

　　(经济观察)中国兜牢民生保障底线，居民收入实现稳定增长

　　中新社北京1月18日电 (记者 刘亮)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部挑战，中国国民经济顶住压力持续发展，牢牢兜住民生保障底线，实现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。

　　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2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(GDP)突破120万亿元(人民币，下同)，达到121万亿元。按年均汇率计算，120万亿元人民币折合约18万亿美元，稳居世界第二位。从GDP增速情况看，中国GDP增长3%，该数据与国际主要经济体相比，仍是一个较快的速度。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，美国、日本2022年GDP增长均不会超过2%。

　　过去一年，面对多重超预期因素的反复冲击，中国经济能取得上述成绩并不容易。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强调，这意味着中国经济韧性强、潜力大、空间广，且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中国GDP增速实现较快增长的同时，居民收入也在稳定增长。数据显示，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2.9%，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。

　　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指出，通常情况下，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呈正相关，经济增长快，居民收入也会随之加快，但二者并非必须实现同幅度、同步增长，关键还要看政府对于民生保障的力度。决策者越强调民生，民众就能更多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。

　　透过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，也能进一步看到中国官方过去一年在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。

　　数据显示，2022年中国官方对居民收入保障加强，全国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5.5%，快于全部居民收入增速。民生领域投资增加，2022年社会领域投资比上年增长10.9%，其中卫生和社会工作投资增长26.1%，比上年加快6.6个百分点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在就业领域，2022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1206万人，超额完成1100万的预期目标；一系列援企稳岗的就业帮扶政策落实落地，对高校毕业生、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稳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，切实保障就业和收入来源，有力稳住了就业基本盘。

　　在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总监庞溟看来，保持物价水平稳定也是切实保障民生的关键。2022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(CPI)全年上涨2%，单月涨幅始终运行在3%以下，明显低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通胀水平。

　　“这标志着中国统筹协调并较好地完成了稳物价、促发展、保民生任务，有效保障了粮食安全、能源安全，切实缓解了中下游企业成本压力并持续优化上下游工业利润结构，充分稳定了市场预期和经济社会大局。”庞溟说。

　　展望2023年，康义表示，中国经济将整体好转，诸多有利条件将继续为GDP和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创造良好环境。“经济好转，就业会相应改善，居民收入也会相应提高，这将有效带动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。”

　　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宁吉喆表示，近三年疫情，对中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者、自主经营者冲击较大。对此，他建议，要以进一步落实助企惠民政策，优化调整防疫政策为契机，切实增加这两部分人的收入。同时，还要在现有政策框架下继续扩大覆盖面，把符合条件的困难民众和低收入群体纳入保障范围，保障这部分人收入稳定增长。

　　康义强调，随着中国疫情防控转入新阶段，各项政策不断落实落细，生产生活秩序有望加快恢复，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将不断积聚增强。下一步，官方将继续做好稳就业和增收入相关工作，切实保障好民生。(完)

师恩难忘******

　　刘末利

　　1960年，对于当下，已是十分遥远。对于我，那时从学校毕业，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，还是如此清晰在目。那时的我，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，也显得非常稚嫩。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。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，社领导、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，都给予鼓励、赞许。

　　记得1961年的春天，我奉命出差，地点是天津市区。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。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。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：“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，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。”

　　几十年来，这个“评语”一直牢记在心。1963年初，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。第二年的春天，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。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。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，我毫无把握。到了杭州，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，更使我忐忑不安，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“出洋相”。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，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。他当即给我出题目，约请与会的杭州、宁波、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，他也参加。社长手把手的指导，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。一切安排妥当，座谈就在晚上。趁那天下午休会，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，我也随行。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、聊天。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，品尝龙井新茶。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“机会”，享受龙井的美妙，一杯接一杯，忘乎所以。返程途中，自我感觉不妙——晕车了。回到宾馆，免去晚饭还不行。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，与会者陆续到达。我却因胃里“翻江倒海”，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。多少年来，无论我怎样努力，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，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：“你这种身体，怎么当记者呀！”

　　这个“洋相”出得够可以的了。晕车固然是因为“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”，算不上疾病，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。“杭州事件”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“对着干”。后来，我因采访而海、陆、空都“晕”过了。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，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，我参加首航采访。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“现场采访”。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，我就晕得躺倒了。眼看完成任务有难，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。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，再陪着我前去。我就在“采访—躺下—再采访—再躺下”的节奏中完成“首航”。

　　岁月流逝。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，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。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。1979年初，上海分社“开张”，包括分社负责人，人员只有七八个，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。那时国家进入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新时期。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，又是全国工业基地；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、对外开放的方针中，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。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、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，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。上海分社“经济报道没做好”，使我承受巨大压力。我感到迷惘，无所适从。某年，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。我不知道他此行的“任务”。但是他私下对我说，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，责任不在于我，我已经尽职了。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。1982年春，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、专稿部及广东、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，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。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，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。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，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。于我，真是醍醐灌顶！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，目的明确，效果显见。我走出了“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”、“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、文艺、体育等‘三宝’为主”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，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
　　也是在1982年，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，明确了“面向中间，反映现实”的专稿工作新方针。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，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、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。其时香港《明报》、《快报》等常见署名“宗涓”的专电，评述中国时政。文笔挥洒自如，读得我如痴如醉，不胜钦羡。我本专稿部出身，于是学样“跟进”。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，给我鼓励。1984年底，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，还当面请教，受益匪浅，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。上述时期，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，我的多位老同事，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，他们是我的益友，更是良师。我永远感谢他们。挂一漏万，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。

　　1984年底，各地方分社换班。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。我毫无思想准备，心中茫然。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。他“面授机宜”道：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。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“强项”；二来只有身在“第一线”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。后来，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。虽然辛苦，于我个人、于分社都足见成果，毋庸多言。

　　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，得到多位领导、资深同事们的培养、帮助，十分难得；唯有满怀感激，永远念叨：“师恩难忘”！

　　(历史资料)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